以时装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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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法郎士说：“假如我死后百年，还能在书林中挑选，你猜我将选什么？在未来的书林中，我既不选小说，也不选类似小说的史籍。朋友，我将毫不迟疑地只取一本时装杂志，看看我身后一世纪的妇女服饰，它能显示给我的未来的人类文明，比一切哲学家，小说家，预言家和学者们告诉我的都多。”是的，时装就是流行的、时髦的服装，它最能体现一种时尚，无论过去还是未来。
迄今为止，我们还不知道服装最初究竟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到底是源于第一只懂得修饰自己的猴子，还是因为与寒冷对抗的本能性反应，不管哪种原因，服装的生成，无疑是人类通过材质对上帝的又一次证明，创造世界的虽然是你，但人类永远拥有美丽的权利，当然，这里面似乎不仅仅是美丽。
毫无疑问，当人用自身的肌肤对抗自然或赤裸面对时，这样的人生活是本真的生存状态，大地给这样的人粗厚的皮毛作为补偿。从上天所赐的血肉之躯外，突然多出的那一片树叶开始，人的生活便因之而不同了。所以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一致将服装的出现作为迈入文明的标志之一。人通过修饰自身而修饰了物质世界，被修饰的物质世界也改变了人——人的肌肤终于光滑如玉。
人自从懂得修饰自己并通过物质而与物质世界对抗便感到了自身的伟大，但也从此而狂妄自大起来，自以为可以无限地改变物质（世界），其实改变物质（世界）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限度，限度之外的物质（世界）同样会将人改变成限度之外的人，限度之外的人无非两种——非生存的人或生存的非人。服装，它除了作为御寒和美观的功用外有着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意义。它是一种预言，它是一种警告，它是一种提醒，它是一种启示。
服装预言，人类在能够创造和修饰自身之后，必然走火入魔永无止境地创造与修饰下去，直至改变物质（世界）本身，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总有一天，人会和自然疏离，进而使本来是合而为一的人和自然变成对立的对手，进而人企图以征服自然为手段成为自然的主人，并为此而洋洋自得。
服装警告人类，当人类与自然疏离之后，人便疏离了本真的生存。当人自以为成了自然的主人的时候，也是人再也看不到自然的时候。这种非本真的生存便会导致生存的焦虑感，生存的无根感，生存的无意义感，生存的无聊状态，生存的虚伪状态，生存的漂泊状态。人与自然的对立必然导致对立，导致人在身心两个方面的堕落乃至毁灭。
服装提醒人类，不要忘记自己常是与自然一体。脱下服装，人的肌肤再也不能单独面对自然，与其说是人被自然放逐，还不如说是人被自己放逐，人因为疏离了自然而自己放逐了自己，自食其果。
服装启示人类，服装的创造使人类与上帝接近，但人并不能真的以为可以与上帝相提并论。人无权随心所欲地创造和改变物质（世界）。创造可以说是一种技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有技术的朝代里是一个恰恰相反的命题；技术应该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确定。技术不应该让人疏离自然而应该让人亲近自然。这就是技术的极限。
我们不知道人类的第一件衣服出自何处，北京周口店发现过旧石器时代山顶洞人所用的骨针，说明从这时起，居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已经知道缝制衣服。从河南安阳出土的玉雕和陶塑的人像上，可以看到头戴翘尖鞋的奴隶主，和免冠，着圆领衣，手上带枷的奴隶的形象，服装的材质及式样自然而然的随着文明在不断的变换花样，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向里面填塞更多的内涵：时尚的象征抑或身份的标识。
在时装中注入政治意义的最出名的怕要算赵武灵王了，他把服饰改革运用到军事上，采用外强制力，要求放弃战车，改用骑射，命令士兵脱下长袍而着短装，以便利于骑马，这种胡服和深衣更替着穿，算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时尚，深衣将过去上下不相连的衣和裳连属在一起，它的下摆不开衩，而是将衣襟接长，向后拥掩，即所谓的“续衽钩边”日后这一政治意义不断得到加强，服装成了身份的象征。帝王将相们穿着带有纹饰的衣服，绘绣着十二章纹的章服，这些纹饰都绣在袍上，古时，富豪贵族穿裘，穷苦士人穿袍，到了汉朝以后，袍成了朝服，同时也建立了章服制度。
汉时的朝服，有绛纱袍、蟒袍、龙袍等，蟒袍就成了官服。但是，文官连同皇帝一律穿黑衣，所以从服装颜色上无法分辨官吏的水小。从北周开始，出现了五色衣。到了隋唐“品色衣”制度才完备。唐时官吏按品级高低服以紫、绯（大红）、绿、青等色的官服。这时起，历五代、宋、元、明各代，原则上都采用这一制度，以区别官吏大小，品秩高低。到了清朝，王公百官的补服都是石青色，朝服、蟒袍是石青或蓝色。
明清时代文武百官的礼服袍是蟒袍，俗称花衣，皇帝的礼服袍除了龙袍还有衮袍、朝袍，除此之外还有常服袍、行服袍、雨服袍，这些袍上的纹饰大体上与礼服袍相当，只是有的开禊，有的稍短，有的颜色不同。
清朝皇帝在龙袍之外，还有四团龙补褂，同时还规定明黄色，龙缎、玄狐裘，金龙等为皇帝专用的服色，质料、纹饰，他人不得使用，如若违犯，要制以重罪。这些所有规矩都被记入孔子的一本书礼，夏、商、周三代，孔子的理想社会便是礼乐之世，其实需要礼乐维系的社会已经是非本真的社会，自然不需要礼乐，与自然疏离的人才需要礼乐，而礼乐又使人更加疏离自然，礼乐是社会的“装饰”正如服装是人的装饰一样，赤条条的人，一穿上这衣服，便有了千差万别。到了孔子的时代，孔子伤心疾首于“礼崩乐坏”在需要礼乐维系的时代，礼乐的崩坏确实是极大的不幸。但是在三个所谓礼乐的时代，人也已经开始崩坏了，从那置于人身上的第一片树叶开始，人与自然的疏离变得不可逆转，这是一个更大的不幸。
已经沉溺在“装饰”泥潭之中的人反倒觉不出“装饰”的巨大的摧毁力量。只有站在它的边缘方可看得明白。人们疯狂的“装饰”及至到对每一个精通装饰的人奉为上帝，加以供奉，比如查尔斯弗雷德里沃斯。1858年当“沃斯与博贝夫时装店”的招牌挂在巴黎拉佩大街上的时候“沃斯时代”便开始了，1894年的时装杂志发表评论说“一个来自伦敦的英国青年，奠定了巴黎时装的风格和趣味，同时也通过巴黎无可争辩地控制着世界上所有王族和市民服装的优美风格。他知道如何打扮妇女，除他之外似乎没有人能够这样做。”他在他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高级时装师的权威组织——时装联合会的宗旨中说：“协会不限于对缝纫艺术的研究，而要为装扮每一个妇女而创造装饰艺术。”妇女，成了被时装师“装扮”的对像，成了被动地“被”修饰的一群。在当时，这“一群”只是一小群显贵，其中有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拿破仑三世的皇后欧塞尼。法国史学家伊波利特丹纳为我们记录下了她们在沃斯沙龙中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的一个典型场景：沃斯穿着一件丝绒大衣，黝黑的脸上很少表情，带着神经质的目肖，看着她们，他随随便便地坐在一张无靠的特长沙发里，叨着雪茄，对她们嚷嚷：“起步走——转身——停，一个礼拜以后再来，我会把最适合您的服装交给您。”
曾有一次，一位满身珠光宝气的b太太走进沃斯沙龙“太太”沃斯说“您这身打扮给谁看的？”“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我想，恐怕您是穿给我看的吧？”那位太太勃然大怒，扭头就走了。但其余在场的女士们纹丝不动。她们说：“我不在乎他的粗鲁，只要他能为我做衣服。”致使沃斯能够如此趾高气扬飞扬跋扈为所欲为的就是所谓的沃斯风格——一种摒弃了自然之后，对修饰无以复加的变态追求，虽说这种风格删去了罗可可风格的繁复装束，把女性从衬架支撑的笨重而累赘的女裙中解放出来的，造型线前平后耸的优雅样式。其实这并不能称之为“解放”迷上了修饰的人，只不过把此作为一个借口，从一个笼子走进了另一个笼子，对于沃斯而言，他只在乎，这个笼子是他造的。
服装造就了等级，解铃终需系铃人，抹杀等级，把帝王拉向平民化，是从夏奈尔开始的，因为夏奈尔具有“革命所需要的那种强烈的报复念头”夏奈尔说：“世界即将消逝的同时，另一个世界也正在诞生，我就在那个新的世界。机会已经来临了，而我也掌握住了，我和这个以新世纪同时诞生。”她宣称：“要让妇女从头到脚摆脱矫饰。”夏奈尔用时装投入了本世纪20年代（被人称为“疯狂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孩式的短发，齐膝的短裙，宽松直线型的外套，这就是夏奈尔创造的“一个年轻的形象”新女性的形象。它再也不去强调胸部和臀部的曲线而使穿它的女人象“鸽子那样挺胸凸臀”在男人面前炫耀性的吸引力，争取充当“花瓶”的资格。夏奈尔的造型简朴，朴实，舒适，色彩单纯、素雅材料平凡，低档的风格塑造了“穷女郎”的形象，而当几乎所有的女人都穿上“夏奈尔套装”的时候，女人在公共场合吸烟已不再会引起惊讶。服装将等级化抹杀的同时，也将性别的差异意外的抹杀了。
这一次回归并未最终将人引向本真，男女统一的模式让人愤怒，首先跳出来反对这一做法的是波烈，他讥讽的指出“从前女人富有立体感，像是船首，非常华丽，美。而现在，她们像是营养不良的电报打字员。”接着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愤怒了，他们说“20世纪的女装可以说丧失了一切。”这里“丧失了一切”其实是指夏奈尔的女装使女人丧失了一切被男人从外观上把女人看作女人的一切。人终归要回归于人本身，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
艾尔莎夏帕瑞丽正是凭着这一点而成为夏奈尔的挑战者，并且赢得了“时装女王”宝座的。“那个意大利人”这就是夏奈尔对她的称呼。夏帕瑞丽学过哲学，绘画和雕塑，是一个“会做衣裳的画家”（这也是夏奈尔对她的揶揄）。她让渴望展示和观年女人腰部和臀部曲线的男人心满意足。夏帕瑞丽是一位具有卓越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大师，她不停地以出人意料的构思让世界吃惊，不但把各种现代主义的绘画用于时装，而且还将报刊上有关她的文章和骨骼、骷髅印在面料上，甚至玩世不恭地近乎恶作剧的设计出像炸猪排一样的帽子和带红指甲的手套。她是第一个将“拉链”（这在当时是被认为“大兵”的用品）用于高级时装的人。这种突破高级时装贵族样式禁忌的平民化设计的推出与接受，都是因为贵族的平民化和平民的贵族化的普遍存在，服装，在鼓励修正错误，只是它致命的弱点在于，它本身就是装饰的实体表现，只要存在，人类就无法回来本真的空间。
疏离自然的人被自然放逐，被驱入非本真的生存状态之中。在这种状态中生活的人也变成了非本真的人。非本真的生活是需要“装饰”的生活，是需要用“装饰”来支撑的生活，并且它让一切进入这种生活之中的东西统统变成了“装饰”我们无法回归本真，但有权利接近本真，在意识到这一点后，人们在努力修复这一错误，虽然，这样的修复微乎其微，三宅一生，被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馆长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服装创造者”三宅一生的服装充分体现了东方精神，追求服饰与人的和谐。“并非服装使人体充满生气，而是人体使服装充满活力”他的创作方式也是纯东方式的。他说：“织物就像构成木头的粒子，你不能反对它，我总是闭上眼，等织物告诉我应该去做什么。”三宅一生的时装能在身体的每一次运动中都表现出柔和与性感的惊奇，衣服总是预留着让穿者自行发挥想象力的空间，这是一种结构无拘束的时装。
在无法达到根本性复位时，只有利用更高超的高科技来把复杂的归于简单，这样的简单是精心装备后的简单，这样的时装是指向本真的时装，你完全可以说，以时装的“名义”本身就是一个托词，在自然看来，这一切似乎都是可以修复的，就如人一次又一次的把修复强加在它身上一样，到某天，它厌烦了，不外乎在“人”上面上一个“x”而已，这对自然来说，轻而易举。
2004-2-20
阿法郎士说：“假如我死后百年，还能在书林中挑选，你猜我将选什么？在未来的书林中，我既不选小说，也不选类似小说的史籍。朋友，我将毫不迟疑地只取一本时装杂志，看看我身后一世纪的妇女服饰，它能显示给我的未来的人类文明，比一切哲学家，小说家，预言家和学者们告诉我的都多。”是的，时装就是流行的、时髦的服装，它最能体现一种时尚，无论过去还是未来。
迄今为止，我们还不知道服装最初究竟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到底是源于第一只懂得修饰自己的猴子，还是因为与寒冷对抗的本能性反应，不管哪种原因，服装的生成，无疑是人类通过材质对上帝的又一次证明，创造世界的虽然是你，但人类永远拥有美丽的权利，当然，这里面似乎不仅仅是美丽。
毫无疑问，当人用自身的肌肤对抗自然或赤裸面对时，这样的人生活是本真的生存状态，大地给这样的人粗厚的皮毛作为补偿。从上天所赐的血肉之躯外，突然多出的那一片树叶开始，人的生活便因之而不同了。所以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一致将服装的出现作为迈入文明的标志之一。人通过修饰自身而修饰了物质世界，被修饰的物质世界也改变了人——人的肌肤终于光滑如玉。
人自从懂得修饰自己并通过物质而与物质世界对抗便感到了自身的伟大，但也从此而狂妄自大起来，自以为可以无限地改变物质（世界），其实改变物质（世界）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限度，限度之外的物质（世界）同样会将人改变成限度之外的人，限度之外的人无非两种——非生存的人或生存的非人。服装，它除了作为御寒和美观的功用外有着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意义。它是一种预言，它是一种警告，它是一种提醒，它是一种启示。
服装预言，人类在能够创造和修饰自身之后，必然走火入魔永无止境地创造与修饰下去，直至改变物质（世界）本身，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总有一天，人会和自然疏离，进而使本来是合而为一的人和自然变成对立的对手，进而人企图以征服自然为手段成为自然的主人，并为此而洋洋自得。
服装警告人类，当人类与自然疏离之后，人便疏离了本真的生存。当人自以为成了自然的主人的时候，也是人再也看不到自然的时候。这种非本真的生存便会导致生存的焦虑感，生存的无根感，生存的无意义感，生存的无聊状态，生存的虚伪状态，生存的漂泊状态。人与自然的对立必然导致对立，导致人在身心两个方面的堕落乃至毁灭。
服装提醒人类，不要忘记自己常是与自然一体。脱下服装，人的肌肤再也不能单独面对自然，与其说是人被自然放逐，还不如说是人被自己放逐，人因为疏离了自然而自己放逐了自己，自食其果。
服装启示人类，服装的创造使人类与上帝接近，但人并不能真的以为可以与上帝相提并论。人无权随心所欲地创造和改变物质（世界）。创造可以说是一种技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有技术的朝代里是一个恰恰相反的命题；技术应该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确定。技术不应该让人疏离自然而应该让人亲近自然。这就是技术的极限。
我们不知道人类的第一件衣服出自何处，北京周口店发现过旧石器时代山顶洞人所用的骨针，说明从这时起，居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已经知道缝制衣服。从河南安阳出土的玉雕和陶塑的人像上，可以看到头戴翘尖鞋的奴隶主，和免冠，着圆领衣，手上带枷的奴隶的形象，服装的材质及式样自然而然的随着文明在不断的变换花样，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向里面填塞更多的内涵：时尚的象征抑或身份的标识。
在时装中注入政治意义的最出名的怕要算赵武灵王了，他把服饰改革运用到军事上，采用外强制力，要求放弃战车，改用骑射，命令士兵脱下长袍而着短装，以便利于骑马，这种胡服和深衣更替着穿，算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时尚，深衣将过去上下不相连的衣和裳连属在一起，它的下摆不开衩，而是将衣襟接长，向后拥掩，即所谓的“续衽钩边”日后这一政治意义不断得到加强，服装成了身份的象征。帝王将相们穿着带有纹饰的衣服，绘绣着十二章纹的章服，这些纹饰都绣在袍上，古时，富豪贵族穿裘，穷苦士人穿袍，到了汉朝以后，袍成了朝服，同时也建立了章服制度。
汉时的朝服，有绛纱袍、蟒袍、龙袍等，蟒袍就成了官服。但是，文官连同皇帝一律穿黑衣，所以从服装颜色上无法分辨官吏的水小。从北周开始，出现了五色衣。到了隋唐“品色衣”制度才完备。唐时官吏按品级高低服以紫、绯（大红）、绿、青等色的官服。这时起，历五代、宋、元、明各代，原则上都采用这一制度，以区别官吏大小，品秩高低。到了清朝，王公百官的补服都是石青色，朝服、蟒袍是石青或蓝色。
明清时代文武百官的礼服袍是蟒袍，俗称花衣，皇帝的礼服袍除了龙袍还有衮袍、朝袍，除此之外还有常服袍、行服袍、雨服袍，这些袍上的纹饰大体上与礼服袍相当，只是有的开禊，有的稍短，有的颜色不同。
清朝皇帝在龙袍之外，还有四团龙补褂，同时还规定明黄色，龙缎、玄狐裘，金龙等为皇帝专用的服色，质料、纹饰，他人不得使用，如若违犯，要制以重罪。这些所有规矩都被记入孔子的一本书礼，夏、商、周三代，孔子的理想社会便是礼乐之世，其实需要礼乐维系的社会已经是非本真的社会，自然不需要礼乐，与自然疏离的人才需要礼乐，而礼乐又使人更加疏离自然，礼乐是社会的“装饰”正如服装是人的装饰一样，赤条条的人，一穿上这衣服，便有了千差万别。到了孔子的时代，孔子伤心疾首于“礼崩乐坏”在需要礼乐维系的时代，礼乐的崩坏确实是极大的不幸。但是在三个所谓礼乐的时代，人也已经开始崩坏了，从那置于人身上的第一片树叶开始，人与自然的疏离变得不可逆转，这是一个更大的不幸。
已经沉溺在“装饰”泥潭之中的人反倒觉不出“装饰”的巨大的摧毁力量。只有站在它的边缘方可看得明白。人们疯狂的“装饰”及至到对每一个精通装饰的人奉为上帝，加以供奉，比如查尔斯弗雷德里沃斯。1858年当“沃斯与博贝夫时装店”的招牌挂在巴黎拉佩大街上的时候“沃斯时代”便开始了，1894年的时装杂志发表评论说“一个来自伦敦的英国青年，奠定了巴黎时装的风格和趣味，同时也通过巴黎无可争辩地控制着世界上所有王族和市民服装的优美风格。他知道如何打扮妇女，除他之外似乎没有人能够这样做。”他在他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高级时装师的权威组织——时装联合会的宗旨中说：“协会不限于对缝纫艺术的研究，而要为装扮每一个妇女而创造装饰艺术。”妇女，成了被时装师“装扮”的对像，成了被动地“被”修饰的一群。在当时，这“一群”只是一小群显贵，其中有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拿破仑三世的皇后欧塞尼。法国史学家伊波利特丹纳为我们记录下了她们在沃斯沙龙中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的一个典型场景：沃斯穿着一件丝绒大衣，黝黑的脸上很少表情，带着神经质的目肖，看着她们，他随随便便地坐在一张无靠的特长沙发里，叨着雪茄，对她们嚷嚷：“起步走——转身——停，一个礼拜以后再来，我会把最适合您的服装交给您。”
曾有一次，一位满身珠光宝气的b太太走进沃斯沙龙“太太”沃斯说“您这身打扮给谁看的？”“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我想，恐怕您是穿给我看的吧？”那位太太勃然大怒，扭头就走了。但其余在场的女士们纹丝不动。她们说：“我不在乎他的粗鲁，只要他能为我做衣服。”致使沃斯能够如此趾高气扬飞扬跋扈为所欲为的就是所谓的沃斯风格——一种摒弃了自然之后，对修饰无以复加的变态追求，虽说这种风格删去了罗可可风格的繁复装束，把女性从衬架支撑的笨重而累赘的女裙中解放出来的，造型线前平后耸的优雅样式。其实这并不能称之为“解放”迷上了修饰的人，只不过把此作为一个借口，从一个笼子走进了另一个笼子，对于沃斯而言，他只在乎，这个笼子是他造的。
服装造就了等级，解铃终需系铃人，抹杀等级，把帝王拉向平民化，是从夏奈尔开始的，因为夏奈尔具有“革命所需要的那种强烈的报复念头”夏奈尔说：“世界即将消逝的同时，另一个世界也正在诞生，我就在那个新的世界。机会已经来临了，而我也掌握住了，我和这个以新世纪同时诞生。”她宣称：“要让妇女从头到脚摆脱矫饰。”夏奈尔用时装投入了本世纪20年代（被人称为“疯狂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孩式的短发，齐膝的短裙，宽松直线型的外套，这就是夏奈尔创造的“一个年轻的形象”新女性的形象。它再也不去强调胸部和臀部的曲线而使穿它的女人象“鸽子那样挺胸凸臀”在男人面前炫耀性的吸引力，争取充当“花瓶”的资格。夏奈尔的造型简朴，朴实，舒适，色彩单纯、素雅材料平凡，低档的风格塑造了“穷女郎”的形象，而当几乎所有的女人都穿上“夏奈尔套装”的时候，女人在公共场合吸烟已不再会引起惊讶。服装将等级化抹杀的同时，也将性别的差异意外的抹杀了。
这一次回归并未最终将人引向本真，男女统一的模式让人愤怒，首先跳出来反对这一做法的是波烈，他讥讽的指出“从前女人富有立体感，像是船首，非常华丽，美。而现在，她们像是营养不良的电报打字员。”接着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愤怒了，他们说“20世纪的女装可以说丧失了一切。”这里“丧失了一切”其实是指夏奈尔的女装使女人丧失了一切被男人从外观上把女人看作女人的一切。人终归要回归于人本身，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
艾尔莎夏帕瑞丽正是凭着这一点而成为夏奈尔的挑战者，并且赢得了“时装女王”宝座的。“那个意大利人”这就是夏奈尔对她的称呼。夏帕瑞丽学过哲学，绘画和雕塑，是一个“会做衣裳的画家”（这也是夏奈尔对她的揶揄）。她让渴望展示和观年女人腰部和臀部曲线的男人心满意足。夏帕瑞丽是一位具有卓越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大师，她不停地以出人意料的构思让世界吃惊，不但把各种现代主义的绘画用于时装，而且还将报刊上有关她的文章和骨骼、骷髅印在面料上，甚至玩世不恭地近乎恶作剧的设计出像炸猪排一样的帽子和带红指甲的手套。她是第一个将“拉链”（这在当时是被认为“大兵”的用品）用于高级时装的人。这种突破高级时装贵族样式禁忌的平民化设计的推出与接受，都是因为贵族的平民化和平民的贵族化的普遍存在，服装，在鼓励修正错误，只是它致命的弱点在于，它本身就是装饰的实体表现，只要存在，人类就无法回来本真的空间。
疏离自然的人被自然放逐，被驱入非本真的生存状态之中。在这种状态中生活的人也变成了非本真的人。非本真的生活是需要“装饰”的生活，是需要用“装饰”来支撑的生活，并且它让一切进入这种生活之中的东西统统变成了“装饰”我们无法回归本真，但有权利接近本真，在意识到这一点后，人们在努力修复这一错误，虽然，这样的修复微乎其微，三宅一生，被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馆长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服装创造者”三宅一生的服装充分体现了东方精神，追求服饰与人的和谐。“并非服装使人体充满生气，而是人体使服装充满活力”他的创作方式也是纯东方式的。他说：“织物就像构成木头的粒子，你不能反对它，我总是闭上眼，等织物告诉我应该去做什么。”三宅一生的时装能在身体的每一次运动中都表现出柔和与性感的惊奇，衣服总是预留着让穿者自行发挥想象力的空间，这是一种结构无拘束的时装。
在无法达到根本性复位时，只有利用更高超的高科技来把复杂的归于简单，这样的简单是精心装备后的简单，这样的时装是指向本真的时装，你完全可以说，以时装的“名义”本身就是一个托词，在自然看来，这一切似乎都是可以修复的，就如人一次又一次的把修复强加在它身上一样，到某天，它厌烦了，不外乎在“人”上面上一个“x”而已，这对自然来说，轻而易举。
2004-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