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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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西安工作生活很多年，经历过四次打劫。
第一次，是1991年夏天。我大学毕业，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身来到西安闯荡。维持生活的，是在公园给人画漫画像挣钱。学生时代，我开始去公园给人画漫画像，招牌是：三分钟漫画像，后来改成两分钟漫画像。很快，我由一个穷学生，变成一个阔学生，被同学们誉为，资产阶级暴发户，鸟枪换大炮。尽管如此，大学期间我没有谈女朋友。我就想凭一支笔，来个全国游，走到哪里画到那里。很多单位给我开介绍信，走过一些城市，公园办公室也给我开介绍信加盖公章。到西安后，首先选择的是兴庆宫公园。我穿了一件白衬衫，胳膊跨了一个公文包，准备去公园办公室交涉这件事情。
不防备，有一个小伙子迎面碰了我一下。我并没有在意，小伙子马上叫住我：“哎，你怎么碰我呢？”我心想，是谁碰谁啊？不等我回答，他又说：“我在掏耳屎，你看，我耳朵疼得狠，咋办呀！”
我明白，碰见碰瓷的了，就是敲诈，因为我已有耳闻类似的事情。
我很镇静，不是给自己贴金，真的当时很镇静，因为我就是要去公园办公室，对付流氓就要用流氓的办法。我说：“是吗？我是公园办公室的，你跟我去办公室，我们有医疗室，给你检查一下！”
大白天，旁边人来人往，我就更有胆量了。
他有点犹豫，但还是要继续他的敲诈。
旁边有个搞清洁的老人，帮了我，我很感激。他说：“哎，你忙着呢！”又对小伙子说：“他是办公室的人。”
小伙子一听，转脸一笑，说：“其实也没什么，没事了！”溜之大吉。
老人跟我说：“这些人就是诈钱的。”
就是说，这次打劫，坏人并没有得逞。
第二次的遭遇打劫，是在1992年的春天。我穿了一身牛仔，挟了一个公文包，去北大街火车票预售处买火车票，要到外地去旅游。票没有买成。当时天阴沉沉的，我顺着莲湖路往东走过天桥，再顺西五路往东走，准备回到住处。我当时住在兴庆宫公园北门外的新郭门街92号，房东姓杨，离鸡市拐不远。
有一个人从我后边超过我时碰了我，我一看，一个大个子，还在掏耳屎。他走过三米以后，回过来拉着我说：“你碰了我，我正在掏耳屎，耳朵疼得很，咋办？”
可能他从火车票预售处跟了我出来，以为我是外地人，我却说一口地地道道的西安话。我是周至人，口音是跟西安很接近的。
我没有慌乱，说：“那没事，我领你去医院检查！”这就是稳军之计，然后再想办法逃脱。
他说：“去哪儿检查？”毕竟街上人多，他还要把戏演下去，我佯装不知，将计就计。
我说：“去北大街的耳鼻喉医院。”
他说：“好！”就跟我向耳鼻喉医院走。我一边走一边跟他心平气和地吹牛，我说，我舅舅是耳鼻喉科的主任。
他半信半疑，但看我说得跟真的一样，他不去了，拉着我说，不去耳鼻喉医院。我说，那就去二附院，就在西五路。
我这回不能再编故事了，再编就不像了。
到了医院，一本正经地排队，一本正经地挂号。
我对耳科的大夫说：“大夫，我遇到麻烦了，有人要敲诈我，你能不能帮帮忙？”当然，坏人在诊室外边，我一个人进去求助的。但是，大夫是个怕事的人，不肯帮我。这也无可厚非。我身上有八十多块钱，在当时也算是钱了。把公文包里值钱的东西转移到衣服了，留下了一些画稿和其他不值钱的东西。
我们又到了一楼，因为我说看病钱不够，要打电话叫朋友送钱来。蟊贼终于没有耐性了，坐在走廊的墙根，抓住我要搜身。我把公文包交给他，他开始搜。
我转身就跑，一口气跑出医院，拦住一辆出租车。
司机看我着急，很快启动加速。
蟊贼其实没有追来。
我跟司机讲起来，还是很紧张害怕。司机说，走，我带你回去找他讲理去。我说，算了，我也没有损失什么。
回到新郭门街，我说多少钱，我没坐过出租车。
司机说：“那你给20块钱吧！”
我就给了20块钱。
现在想想，哪里值20块钱，10块钱差不多了。司机也跟着趁火打劫。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坐出租车，是被逼的，还不知道要打表。
当然了，第二次被打劫，我是有一点小损失。
第三次的遭遇打劫，是1993年的冬天。我受一位农民企业家委托，为他写报告文学，所以以他个人文书的身份，整天陪他吃吃喝喝，见了很多社会名流。有一次，碑林区的区长去他的公司做客。碑林区的区政府就在书院门，而那个企业家的公司总部也在书院门。区长给我10块钱说，小杜，去帮我买包红塔山去。我出去在门口小店买了一包给他。他闻了闻说，假的，去换去。我很不乐意，但也没办法，下楼转了一圈，也没换，再拿上去，区长大人闻了闻说，看，这是真的吧！
有天晚上，我骑自行车跟几个朋友去玩。往西一出书院门，遇见红灯，就刹闸。就被别人骑车撞了。他们说我耍车技，急刹闸，他疼得很，咋办？我没理他们，当然有些害怕，绿灯亮了，赶快蹓。过了红绿灯，到南大街快出城门时，被几辆自行车挤到路边。正在僵持不下，我的几个朋友来了。其中有一个也很厉害，虽然不高大威猛，但气势很强：“做啥做啥？”
几个混混烟民一看我们也人多，就放弃了，说，没什么，一场误会了。
第四次的遭遇打劫，是1995年春天。我当时已经在无敌科技上班了，当时公司名叫英业达集团（西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是台资企业，工资还不错了。有一天晚上，我骑自行车去东大街买了些画国画的工具，其中有砚台，洗砚盆等等，包装起来，挂在车头。往回骑，出南门，往西，走环城南路。这儿当时基本没有路灯，行人也少。刚一过小南门，就有人撞我，接着，几辆自行车围住了我，用恶毒的语言谩骂我，用吓人的口气恐吓我，声言要把我扔到城河里去。我很害怕，就乖乖地把身上仅剩的70元钱交给他们，说，我也没有带钱，这70块钱给哥们买包烟抽吧，他们看我还董事，态度就好多了。他们还问，车前挂的啥？我打开说，画画的用具。他们一看不值钱，又看我张开胳膊让他们搜，说，去吧。
当事母亲也在西安。她脚上长了骨刺，我当时的女朋友很贤惠，天天用药水给她泡脚洗脚。母亲听说我被劫，人却没有吃亏，说，没什么，只要人平平安安就好。
这就是我在西安碰到的四次打劫，回想起来，感慨万千。也算人生的一段经历吧。
我在西安工作生活很多年，经历过四次打劫。
第一次，是1991年夏天。我大学毕业，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身来到西安闯荡。维持生活的，是在公园给人画漫画像挣钱。学生时代，我开始去公园给人画漫画像，招牌是：三分钟漫画像，后来改成两分钟漫画像。很快，我由一个穷学生，变成一个阔学生，被同学们誉为，资产阶级暴发户，鸟枪换大炮。尽管如此，大学期间我没有谈女朋友。我就想凭一支笔，来个全国游，走到哪里画到那里。很多单位给我开介绍信，走过一些城市，公园办公室也给我开介绍信加盖公章。到西安后，首先选择的是兴庆宫公园。我穿了一件白衬衫，胳膊跨了一个公文包，准备去公园办公室交涉这件事情。
不防备，有一个小伙子迎面碰了我一下。我并没有在意，小伙子马上叫住我：“哎，你怎么碰我呢？”我心想，是谁碰谁啊？不等我回答，他又说：“我在掏耳屎，你看，我耳朵疼得狠，咋办呀！”
我明白，碰见碰瓷的了，就是敲诈，因为我已有耳闻类似的事情。
我很镇静，不是给自己贴金，真的当时很镇静，因为我就是要去公园办公室，对付流氓就要用流氓的办法。我说：“是吗？我是公园办公室的，你跟我去办公室，我们有医疗室，给你检查一下！”
大白天，旁边人来人往，我就更有胆量了。
他有点犹豫，但还是要继续他的敲诈。
旁边有个搞清洁的老人，帮了我，我很感激。他说：“哎，你忙着呢！”又对小伙子说：“他是办公室的人。”
小伙子一听，转脸一笑，说：“其实也没什么，没事了！”溜之大吉。
老人跟我说：“这些人就是诈钱的。”
就是说，这次打劫，坏人并没有得逞。
第二次的遭遇打劫，是在1992年的春天。我穿了一身牛仔，挟了一个公文包，去北大街火车票预售处买火车票，要到外地去旅游。票没有买成。当时天阴沉沉的，我顺着莲湖路往东走过天桥，再顺西五路往东走，准备回到住处。我当时住在兴庆宫公园北门外的新郭门街92号，房东姓杨，离鸡市拐不远。
有一个人从我后边超过我时碰了我，我一看，一个大个子，还在掏耳屎。他走过三米以后，回过来拉着我说：“你碰了我，我正在掏耳屎，耳朵疼得很，咋办？”
可能他从火车票预售处跟了我出来，以为我是外地人，我却说一口地地道道的西安话。我是周至人，口音是跟西安很接近的。
我没有慌乱，说：“那没事，我领你去医院检查！”这就是稳军之计，然后再想办法逃脱。
他说：“去哪儿检查？”毕竟街上人多，他还要把戏演下去，我佯装不知，将计就计。
我说：“去北大街的耳鼻喉医院。”
他说：“好！”就跟我向耳鼻喉医院走。我一边走一边跟他心平气和地吹牛，我说，我舅舅是耳鼻喉科的主任。
他半信半疑，但看我说得跟真的一样，他不去了，拉着我说，不去耳鼻喉医院。我说，那就去二附院，就在西五路。
我这回不能再编故事了，再编就不像了。
到了医院，一本正经地排队，一本正经地挂号。
我对耳科的大夫说：“大夫，我遇到麻烦了，有人要敲诈我，你能不能帮帮忙？”当然，坏人在诊室外边，我一个人进去求助的。但是，大夫是个怕事的人，不肯帮我。这也无可厚非。我身上有八十多块钱，在当时也算是钱了。把公文包里值钱的东西转移到衣服了，留下了一些画稿和其他不值钱的东西。
我们又到了一楼，因为我说看病钱不够，要打电话叫朋友送钱来。蟊贼终于没有耐性了，坐在走廊的墙根，抓住我要搜身。我把公文包交给他，他开始搜。
我转身就跑，一口气跑出医院，拦住一辆出租车。
司机看我着急，很快启动加速。
蟊贼其实没有追来。
我跟司机讲起来，还是很紧张害怕。司机说，走，我带你回去找他讲理去。我说，算了，我也没有损失什么。
回到新郭门街，我说多少钱，我没坐过出租车。
司机说：“那你给20块钱吧！”
我就给了20块钱。
现在想想，哪里值20块钱，10块钱差不多了。司机也跟着趁火打劫。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坐出租车，是被逼的，还不知道要打表。
当然了，第二次被打劫，我是有一点小损失。
第三次的遭遇打劫，是1993年的冬天。我受一位农民企业家委托，为他写报告文学，所以以他个人文书的身份，整天陪他吃吃喝喝，见了很多社会名流。有一次，碑林区的区长去他的公司做客。碑林区的区政府就在书院门，而那个企业家的公司总部也在书院门。区长给我10块钱说，小杜，去帮我买包红塔山去。我出去在门口小店买了一包给他。他闻了闻说，假的，去换去。我很不乐意，但也没办法，下楼转了一圈，也没换，再拿上去，区长大人闻了闻说，看，这是真的吧！
有天晚上，我骑自行车跟几个朋友去玩。往西一出书院门，遇见红灯，就刹闸。就被别人骑车撞了。他们说我耍车技，急刹闸，他疼得很，咋办？我没理他们，当然有些害怕，绿灯亮了，赶快蹓。过了红绿灯，到南大街快出城门时，被几辆自行车挤到路边。正在僵持不下，我的几个朋友来了。其中有一个也很厉害，虽然不高大威猛，但气势很强：“做啥做啥？”
几个混混烟民一看我们也人多，就放弃了，说，没什么，一场误会了。
第四次的遭遇打劫，是1995年春天。我当时已经在无敌科技上班了，当时公司名叫英业达集团（西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是台资企业，工资还不错了。有一天晚上，我骑自行车去东大街买了些画国画的工具，其中有砚台，洗砚盆等等，包装起来，挂在车头。往回骑，出南门，往西，走环城南路。这儿当时基本没有路灯，行人也少。刚一过小南门，就有人撞我，接着，几辆自行车围住了我，用恶毒的语言谩骂我，用吓人的口气恐吓我，声言要把我扔到城河里去。我很害怕，就乖乖地把身上仅剩的70元钱交给他们，说，我也没有带钱，这70块钱给哥们买包烟抽吧，他们看我还董事，态度就好多了。他们还问，车前挂的啥？我打开说，画画的用具。他们一看不值钱，又看我张开胳膊让他们搜，说，去吧。
当事母亲也在西安。她脚上长了骨刺，我当时的女朋友很贤惠，天天用药水给她泡脚洗脚。母亲听说我被劫，人却没有吃亏，说，没什么，只要人平平安安就好。
这就是我在西安碰到的四次打劫，回想起来，感慨万千。也算人生的一段经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