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叫天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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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离开得那么久了。一切又仍在咫尺。那些本应因太久而远去的东西,常常在不经意间跳出来,使我那历经三十度寒暑历练的情怀,像开冻的冰层那样出现咔咔嚓嚓的阵阵震颤。
我暂且生活的这个小城里流行着文学病,一九八〇年以后县文化馆的两名创作辅导干部,先后获得了全国优秀新诗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使这病变得愈发肆虐了。最令人感叹的是有两名青年农民在高中母校同场发表演说,先上台的发誓要作鲁迅第二,后上台去的不甘示弱,赌咒要拿诺贝尔文学奖。
小城在鄂东英山,旧称城关镇,如今借城郊的几眼温泉而改名叫温泉镇了。
我的青春梦境里,像绝大多数男孩那样:想当兵,可是那该死的副鼻窦炎,销蚀了也许应该与巴顿齐名的将军;想打篮球,可是那倒霉的一米七〇身高,使之一听到穆铁柱的名字就感到世界太不公平;想当小提琴家,虽然使劲在省歌舞团的那位首席提琴手面前锯了几天马尾,仍无法使之发现丁点天赋;再后来,我仅仅只能在光厂名就叫人心烦的阀门厂当了一名车工(这座集体所有制的小厂使我蒙受出身不好之冤,至今仍未得到昭雪),尽管我为工厂的宣传栏写了一些叫作诗的东西,尽管这文字曾独占了整整一场晚会,但这仅仅是作为先前团支部宣传委员,后来团支部书记,对自己所组织的活动履行义不容辞的职责。
感谢某次上夜班突然遭受三百八十伏电压的电击,从三天眩晕中清醒过来,小城中普遍流行的文学病不可避免地侵入到我的肌体,而且是积重难返,于是我用建设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那种干劲写起小说来了。为什么?大概是觉得刚刚结识的后来写了《第九个售货亭》的姜天民兄,相貌长得并不比自己标致——除了这些我实在不敢瞎说,有些东西还是永远藏在心里好!
然后,我每年比别人少看了一百场电影。
然后,我每年比别人多了几十张大部分是铅印的退稿笺。
然后,我在一个短篇中愤懑地写道:什么慧眼?哪儿见过慧眼?生活的道路上尽是些卉眼!秽眼!烩眼!晦眼!并开始怀疑自己一向坚持的信条:人生的道路并没有任何捷径,唯一的诀窍是,看准一条道路走下去,不要回头,不要旁顾,犹豫者,徘徊者,终归是跟着别人爬的碌碌鼠辈。似乎自己正在成为这种碌碌者!
然后,获奖诗人和获奖作家被上级***门调走了,“出身不好”的我被名不正言不顺地“借调”到县文化馆。就这样,机遇露出了尾巴:我住进全馆最有灵气的四〇四号房间,写《第九个售货亭》的姜天民兄已人去楼空,留下那只曾经趴在上面写出了那篇佳作,因为是公物不得搬走的旧办公桌,还有那把没有人坐着压着也会吱呀作响的烂藤椅,最重要的是那一屋灵秀。
“守着这风水宝地写不出东西才怪。”冲我说这话的人弹出了弦外之音。退稿笺和废手稿又积攒了一大堆,我怕当着众人的面烧,躲在屋里点了一把火,浓烟呛得睁不开眼睛也不敢开门,邻居都以为是失火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的变革才刚刚开始,到处都是朝气蓬勃的样子,在极短的时间里,一批又一批相对年轻,而且有较高知识水平的人,被选拔到关键岗位上,担任起关键的工作。更年轻的那一批人,则面对各种各样诸如电大、职大、业大、函大等课程,抓紧一切可能的业余时间,苦心修炼着大学文凭的正果。眼前的榜样摆在那里,大家都明白,这些是今后人生旅途上不是捷径的捷径。那时,我本该属于这些更年轻的一批人,却没有与同伴们一道顺潮流而动,偏偏要独自踏上文学这条不归路。我那时已在县城一家工厂里从车工做到了厂办公室秘书,被借调到县文化馆工作后,包括最好的朋友,都没有对我的选择表示出应有的鼓励,走在黄昏落日后的街道林荫里,时常孤独地面对一群群已成了电大新生的熟人。他们身上掩不去的青春喜悦,不能不让我一声声地听着对人生之门的叩击。虽然我有足够的毅力,然而未来究竟如何心里根本就没有半点把握。
在县里待着的所谓文化人,都有一个剪贴本,上面粘贴着出现在大小报纸上自己的文字。尽管那些小的才一指宽,最多不过五指宽的剪贴与文学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是地方新闻与逸事的文字书写,在小城里却是极为重要的文化氛围。我没有这种剪贴本,骨子里更是不屑为这类事物写上哪怕一个字。所以,都说我没有发表过一个字,我断无反驳的可能。反过来看这也是事实,一个尚未正式发表任何作品的人待在文化馆的这个位置上,其压力可想而知。
当自己的手稿变成“铅字”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时,一想到当初的选择心中就免不了有几分悲壮,这种悲壮又激发了心里的底蕴,我写了一部关于几个青年在深山里建电视差转站的故事的中篇小说《黑蝴蝶,黑蝴蝶……》,并情不自禁地将内心的抱怨和焦虑写成百感交集的句子:机遇是存在的,但它只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习作完成之后,我把它寄给了《安徽文学》,这时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当初,真不敢相信这种奢侈品自己居然有缘品尝。
而今我对机遇的体会是:只有歪打才能正着。
一九八四年元月上旬,邮递员送来一封信,而且是我生平第一次收到编辑部寄来的挂号信,是《安徽文学》寄来的。我已经十分熟悉,如此厚厚的一沓肯定是退稿!也不知是生谁的气,我揪住信封的一角,“哗”地一下撕开封口。没料到虽然还是退稿,附在退稿之上的却是一封满是溢美之词的亲笔信。信中提了不少建议,并让我“修改后速挂号寄小说组苗振亚”。那一阵儿子刚出生,取单名:早。其中就有自己的期待:但愿儿子能早早给他的爸爸带来机遇。没想到苍天有眼,不负我望,机遇真的早早来了。
此后不久,县文化馆组织了一次业余小戏剧本创作笔会。下乡的那天,我又收到了苗振亚老师的信,他在信的开头说《黑蝴蝶!黑蝴蝶……》已发四月号二条,信的结尾写道:“我争取最近能有湖北之行,到时一定去看你,很想见见你这位年轻人。”看完信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当然这激动是因信的开头而发生的,至于结尾我很快就将它作为一般的客套忘却了。从合肥到英山,关山重重,路途遥遥,能随便来随便去么,况且在文学大军中我算老几,值得他们专程来此一趟?
我一头扎下去,同几名业余作者一道边看边写,边写边看,走走停停半个月后,来到鄂皖交界处,属于安徽省霍山县的漫水河镇,住在一家生意萧条的国营小旅社里。
接下来的一天让我终生难忘。三月十一日本是个很普通的日子,南方的倒春寒在阳光普照之下减退了不少。吃过午饭正要上床略事休息,同行的南河区文化站长王中生突然闯进屋来直嚷嚷:你的老师来了!一时间我成了丈二和尚,这儿离英山县城差不多两百里,初来乍到有什么老师?王中生的样子又让我不得不相信,进到他的房间,只见客房的床上并排坐着两个中年人,面孔是百分之百陌生。在我怔怔地不知说什么好时,对方主动做了自我介绍。我才知道靠左坐着、戴鸭舌帽、一副忠厚长者模样的叫温文松;靠右坐着、戴近视眼镜、清瘦并让我觉察到儒雅气质的就是那个写信给我的叫苗振亚的人。
世间为何如此浩荡又这般狭小。苗振亚老师和温文松老师头天从合肥市搭乘长途客车到霍山县城,再转这天的早班车前往英山,长途客车不早不晚,正好在途经漫水河镇时出故障抛锚了。因为要等中午开出的第二班车来接走出故障这趟班车上的乘客,那样到达英山的时间就很晚了,苗振亚老师担心深夜时分找不着我,便跑到镇上的邮电所打电话到英山县文化馆,接电话的人对苗振亚老师说,刘醒龙不在家,到外地出差了。即将放下电话那一刻,很是失望的苗振亚老师,随口问了一句:他去哪里了?得知我正在漫水河镇,二位老师顿时大喜过望!
他俩乐了!我却傻眼了!天下之大,道路之多,日子之繁复,时光之匆匆,怎么会这般巧?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一直想不明白,这个叫天意的东西,是不是就长着这副模样?
那一天,大别山深处的这座小镇,在我的心里突然神圣起来,从古朴的小街里升起一股文学的光芒,还有小街尽头,一道清粼粼的小河水,弥漫着一股无香的艺术芬芳。这本是一个让人特别激动的时刻,在我,哪怕将来过去多少年,这一刻的惊讶还将是惊讶。我想这也许就是命运!
我们当即决定一起乘车到英山。下午一点从霍山县发出的当天的第二班车本来就是满满的,加上上午扔在漫水河镇上的头班车上的人,想挤上去难度系数之大可想而知。苗温二位老师却出奇地会挤车,转眼间就上去了,还有座位。而我的旅行包里保温茶杯被挤得嚓嚓作响也难以接近车门,幸亏他俩伸出手来使劲拉,才使我抄了捷径从车窗里爬进车内。日后的某个时刻我猛然醒悟:一个人跨进文学殿堂时,编辑老师尽力而为的不也同样如此么!在当时我只顾惊叹:到底是大城市的人,天天挤公共汽车,见多识广,熟知门道,年轻力壮只会使蛮力的山里人全都比不过。车上人太多,简直是堆着放。一位大姑娘顾不上害羞,汽车稍有颠簸便坐到苗振亚老师的身上,虽然比不得坐怀不乱的典故,三番五次下来,苗振亚老师倒也能泰然处之。
坐落在大别山主峰天堂寨下面的小城,近几年宾客来得多了,但是从外省文学殿堂来的编辑仍属罕见,更何况《安徽文学》还是推动“伤痕文学”的名刊。苗振亚和温文松二位老师的到来,不能不在小城文化圈引起骚动。因为他俩是专程来为我指点迷津的,这种骚动就更显得不比寻常。我那时处境不妙,“倒刘运动”方兴未艾,在小城文化界权倾九鼎的那帮人瞄准我“出身不好”的“软肋”,几欲“清理阶级队伍”,将我撵出文化馆这个龙凤巢、金银窝,赶回写在另册上的集体所有制小厂。所以,我也乐得让小城里的文化要员见见他俩。好客的山里人最怕招待那种不抽烟不喝酒的客人,二位老师像是约好了的,谁谁都是烟酒不沾。既然达不成烟酒不分家的友谊,又因为只是专程为我而来,在文化要员们的彬彬有礼背后,是某种拒人千里的冷冰冰。心知肚明的我还想瞒着不让客人知道,哪知离开英山,前往黄州赤壁,再与黄冈地区文学界的几位见过面之后,苗振亚老师马上对我说,地区的这几位要比县里的那些人对你要好些。在我还不知如何回答时,苗振亚老师主动说:“同当官的打交道是最吃力的事,还是少见他们,咱们多聊聊吧!”
在漫水河镇的那顿午餐上,纵然是初次相逢,两位老师也绝不肯沾一滴酒。第二天才听到苗振亚老师的实在话:他知道皖西大别山区一带有个恶俗,酒宴上无论是谁,只要一端酒杯不是醉倒的不准退席,他担心鄂东大别山区也如此。这种心理同样反映在他俩来英山的动机上。我在处女作中描写了这么一种焦虑:为什么人们都崇拜张海迪的自我奋斗精神,而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冷落了朱伯儒的炭火效应?因为学张海迪既有付出又有收获,学朱伯儒则完全只有给予。苗振亚老师说,与鄂东毗邻的皖西四县的情况他是了解的,他有点惊奇怎么同一道山脉之下,同一片山丛之中,文学的思维模式会有这么大的差异。所以他想了解其中奥秘所在。
从三月十一日下午至三月十六日上午,第一次与文学前辈接触便独享五天时光,文学真谛获得多少不好说,如何在文学的背景下修炼自身,真的是受益匪浅。在十四日谒拜东坡赤壁、寻访东吴故都的过程中,因来过多次,对此古迹胜境早有漠然的常客的我,有些不把二赋堂、赤鼻矶的古今沧桑收入视野,当苗振亚老师买下三本《东坡赤壁》,并送我一本时,让那个一直将自己当成普通游客,一直将东坡赤壁当成普通家乡的我实在无地自容。私下里,苗振亚老师还谈及,为何将我的处女作放在第二条,而他的本意是要放在头条的,其中缘故与文学无关,却是文学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又不得不妥协的,说是难题也是难题,唯有不将这些一时的位置看得很重,才能突显出文学的真正意义。
有一次,谈起某些作品,苗振亚老师不禁脱口说道,有人写小说一辈子,字里行间一点小说味也没有,还说他喜欢我的小说,是因为很有小说味。至于什么是小说味,他也说不清楚,只是觉得真正的小说一定是小说味十足。这番话在我听来格外贴心,让我很容易就联想到性感、悟性等一类普遍运用,却很难说清楚的感觉。
在谈到我读过、他也读过的一本名叫《众神之车》的书时,苗振亚老师说,世界的确有许多不可思议的神秘之处,这也是生活永远具有魅力的根本所在,爱因斯坦说神秘最美,所以他说他是倾向文学作品可以有点朦胧感、有点说不清楚的神秘感。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特别入心的,生活本来就是解释不清的,能解释清楚的就不是真正的生活;因而文学应该是去表现生活,而不是解释生活。正是这一觉悟,使我找到了自己应该去探索的文学小路:我愿在使自己融合进绝对不应当被称为浪漫的“东方神秘”的过程中深情地表现它,并为重建楚文化的神话体系,而与各洞南蛮一起竭尽绵薄之力。
三月十六日上午九时,红白两色的公共汽车拖着一股尘埃远去了,两位编辑老师的鄂东之行结束了,只需四十分钟,即可进入皖西地界。以后的两年,我们的书信往来甚多。其中也有谈到小说的闲笔问题,苗振亚老师曾经说过,读我的小说觉得闲笔很多,可一旦将这些看上去可有可无的闲笔删了去,整部作品就变得毫无生气了。他说他也不知道这是我的长处,还是我的缺陷。有一次,我读到一篇文章,其中一句话让我很是振奋,就写信与苗振亚老师,告知有这样一种观点,小说的艺术其实就是闲笔的艺术。今年年初的那封来信中,苗振亚老师说自己“老得快,感到心太累”!读毕为之黯然,他可是刚近五十的人,我那尊敬的为人作嫁的编辑老师啊……
这是关于我与文学相遇的第一个故事,说与那些新结识的友人听时,他们总是不相信,笑话我在讲构思中的某篇小说。不过,这段经历中的所有的人仍健在,我衷心祝愿他们幸福长寿,这样在我第一千遍讲述这个故事时,也无须起誓,请苍天作证了。
一九八六年十月于大别山中
一切离开得那么久了。一切又仍在咫尺。那些本应因太久而远去的东西,常常在不经意间跳出来,使我那历经三十度寒暑历练的情怀,像开冻的冰层那样出现咔咔嚓嚓的阵阵震颤。
我暂且生活的这个小城里流行着文学病,一九八〇年以后县文化馆的两名创作辅导干部,先后获得了全国优秀新诗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使这病变得愈发肆虐了。最令人感叹的是有两名青年农民在高中母校同场发表演说,先上台的发誓要作鲁迅第二,后上台去的不甘示弱,赌咒要拿诺贝尔文学奖。
小城在鄂东英山,旧称城关镇,如今借城郊的几眼温泉而改名叫温泉镇了。
我的青春梦境里,像绝大多数男孩那样:想当兵,可是那该死的副鼻窦炎,销蚀了也许应该与巴顿齐名的将军;想打篮球,可是那倒霉的一米七〇身高,使之一听到穆铁柱的名字就感到世界太不公平;想当小提琴家,虽然使劲在省歌舞团的那位首席提琴手面前锯了几天马尾,仍无法使之发现丁点天赋;再后来,我仅仅只能在光厂名就叫人心烦的阀门厂当了一名车工(这座集体所有制的小厂使我蒙受出身不好之冤,至今仍未得到昭雪),尽管我为工厂的宣传栏写了一些叫作诗的东西,尽管这文字曾独占了整整一场晚会,但这仅仅是作为先前团支部宣传委员,后来团支部书记,对自己所组织的活动履行义不容辞的职责。
感谢某次上夜班突然遭受三百八十伏电压的电击,从三天眩晕中清醒过来,小城中普遍流行的文学病不可避免地侵入到我的肌体,而且是积重难返,于是我用建设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那种干劲写起小说来了。为什么?大概是觉得刚刚结识的后来写了《第九个售货亭》的姜天民兄,相貌长得并不比自己标致——除了这些我实在不敢瞎说,有些东西还是永远藏在心里好!
然后,我每年比别人少看了一百场电影。
然后,我每年比别人多了几十张大部分是铅印的退稿笺。
然后,我在一个短篇中愤懑地写道:什么慧眼?哪儿见过慧眼?生活的道路上尽是些卉眼!秽眼!烩眼!晦眼!并开始怀疑自己一向坚持的信条:人生的道路并没有任何捷径,唯一的诀窍是,看准一条道路走下去,不要回头,不要旁顾,犹豫者,徘徊者,终归是跟着别人爬的碌碌鼠辈。似乎自己正在成为这种碌碌者!
然后,获奖诗人和获奖作家被上级***门调走了,“出身不好”的我被名不正言不顺地“借调”到县文化馆。就这样,机遇露出了尾巴:我住进全馆最有灵气的四〇四号房间,写《第九个售货亭》的姜天民兄已人去楼空,留下那只曾经趴在上面写出了那篇佳作,因为是公物不得搬走的旧办公桌,还有那把没有人坐着压着也会吱呀作响的烂藤椅,最重要的是那一屋灵秀。
“守着这风水宝地写不出东西才怪。”冲我说这话的人弹出了弦外之音。退稿笺和废手稿又积攒了一大堆,我怕当着众人的面烧,躲在屋里点了一把火,浓烟呛得睁不开眼睛也不敢开门,邻居都以为是失火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的变革才刚刚开始,到处都是朝气蓬勃的样子,在极短的时间里,一批又一批相对年轻,而且有较高知识水平的人,被选拔到关键岗位上,担任起关键的工作。更年轻的那一批人,则面对各种各样诸如电大、职大、业大、函大等课程,抓紧一切可能的业余时间,苦心修炼着大学文凭的正果。眼前的榜样摆在那里,大家都明白,这些是今后人生旅途上不是捷径的捷径。那时,我本该属于这些更年轻的一批人,却没有与同伴们一道顺潮流而动,偏偏要独自踏上文学这条不归路。我那时已在县城一家工厂里从车工做到了厂办公室秘书,被借调到县文化馆工作后,包括最好的朋友,都没有对我的选择表示出应有的鼓励,走在黄昏落日后的街道林荫里,时常孤独地面对一群群已成了电大新生的熟人。他们身上掩不去的青春喜悦,不能不让我一声声地听着对人生之门的叩击。虽然我有足够的毅力,然而未来究竟如何心里根本就没有半点把握。
在县里待着的所谓文化人,都有一个剪贴本,上面粘贴着出现在大小报纸上自己的文字。尽管那些小的才一指宽,最多不过五指宽的剪贴与文学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是地方新闻与逸事的文字书写,在小城里却是极为重要的文化氛围。我没有这种剪贴本,骨子里更是不屑为这类事物写上哪怕一个字。所以,都说我没有发表过一个字,我断无反驳的可能。反过来看这也是事实,一个尚未正式发表任何作品的人待在文化馆的这个位置上,其压力可想而知。
当自己的手稿变成“铅字”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时,一想到当初的选择心中就免不了有几分悲壮,这种悲壮又激发了心里的底蕴,我写了一部关于几个青年在深山里建电视差转站的故事的中篇小说《黑蝴蝶,黑蝴蝶……》,并情不自禁地将内心的抱怨和焦虑写成百感交集的句子:机遇是存在的,但它只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习作完成之后,我把它寄给了《安徽文学》,这时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当初,真不敢相信这种奢侈品自己居然有缘品尝。
而今我对机遇的体会是:只有歪打才能正着。
一九八四年元月上旬,邮递员送来一封信,而且是我生平第一次收到编辑部寄来的挂号信,是《安徽文学》寄来的。我已经十分熟悉,如此厚厚的一沓肯定是退稿!也不知是生谁的气,我揪住信封的一角,“哗”地一下撕开封口。没料到虽然还是退稿,附在退稿之上的却是一封满是溢美之词的亲笔信。信中提了不少建议,并让我“修改后速挂号寄小说组苗振亚”。那一阵儿子刚出生,取单名:早。其中就有自己的期待:但愿儿子能早早给他的爸爸带来机遇。没想到苍天有眼,不负我望,机遇真的早早来了。
此后不久,县文化馆组织了一次业余小戏剧本创作笔会。下乡的那天,我又收到了苗振亚老师的信,他在信的开头说《黑蝴蝶!黑蝴蝶……》已发四月号二条,信的结尾写道:“我争取最近能有湖北之行,到时一定去看你,很想见见你这位年轻人。”看完信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当然这激动是因信的开头而发生的,至于结尾我很快就将它作为一般的客套忘却了。从合肥到英山,关山重重,路途遥遥,能随便来随便去么,况且在文学大军中我算老几,值得他们专程来此一趟?
我一头扎下去,同几名业余作者一道边看边写,边写边看,走走停停半个月后,来到鄂皖交界处,属于安徽省霍山县的漫水河镇,住在一家生意萧条的国营小旅社里。
接下来的一天让我终生难忘。三月十一日本是个很普通的日子,南方的倒春寒在阳光普照之下减退了不少。吃过午饭正要上床略事休息,同行的南河区文化站长王中生突然闯进屋来直嚷嚷:你的老师来了!一时间我成了丈二和尚,这儿离英山县城差不多两百里,初来乍到有什么老师?王中生的样子又让我不得不相信,进到他的房间,只见客房的床上并排坐着两个中年人,面孔是百分之百陌生。在我怔怔地不知说什么好时,对方主动做了自我介绍。我才知道靠左坐着、戴鸭舌帽、一副忠厚长者模样的叫温文松;靠右坐着、戴近视眼镜、清瘦并让我觉察到儒雅气质的就是那个写信给我的叫苗振亚的人。
世间为何如此浩荡又这般狭小。苗振亚老师和温文松老师头天从合肥市搭乘长途客车到霍山县城,再转这天的早班车前往英山,长途客车不早不晚,正好在途经漫水河镇时出故障抛锚了。因为要等中午开出的第二班车来接走出故障这趟班车上的乘客,那样到达英山的时间就很晚了,苗振亚老师担心深夜时分找不着我,便跑到镇上的邮电所打电话到英山县文化馆,接电话的人对苗振亚老师说,刘醒龙不在家,到外地出差了。即将放下电话那一刻,很是失望的苗振亚老师,随口问了一句:他去哪里了?得知我正在漫水河镇,二位老师顿时大喜过望!
他俩乐了!我却傻眼了!天下之大,道路之多,日子之繁复,时光之匆匆,怎么会这般巧?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一直想不明白,这个叫天意的东西,是不是就长着这副模样?
那一天,大别山深处的这座小镇,在我的心里突然神圣起来,从古朴的小街里升起一股文学的光芒,还有小街尽头,一道清粼粼的小河水,弥漫着一股无香的艺术芬芳。这本是一个让人特别激动的时刻,在我,哪怕将来过去多少年,这一刻的惊讶还将是惊讶。我想这也许就是命运!
我们当即决定一起乘车到英山。下午一点从霍山县发出的当天的第二班车本来就是满满的,加上上午扔在漫水河镇上的头班车上的人,想挤上去难度系数之大可想而知。苗温二位老师却出奇地会挤车,转眼间就上去了,还有座位。而我的旅行包里保温茶杯被挤得嚓嚓作响也难以接近车门,幸亏他俩伸出手来使劲拉,才使我抄了捷径从车窗里爬进车内。日后的某个时刻我猛然醒悟:一个人跨进文学殿堂时,编辑老师尽力而为的不也同样如此么!在当时我只顾惊叹:到底是大城市的人,天天挤公共汽车,见多识广,熟知门道,年轻力壮只会使蛮力的山里人全都比不过。车上人太多,简直是堆着放。一位大姑娘顾不上害羞,汽车稍有颠簸便坐到苗振亚老师的身上,虽然比不得坐怀不乱的典故,三番五次下来,苗振亚老师倒也能泰然处之。
坐落在大别山主峰天堂寨下面的小城,近几年宾客来得多了,但是从外省文学殿堂来的编辑仍属罕见,更何况《安徽文学》还是推动“伤痕文学”的名刊。苗振亚和温文松二位老师的到来,不能不在小城文化圈引起骚动。因为他俩是专程来为我指点迷津的,这种骚动就更显得不比寻常。我那时处境不妙,“倒刘运动”方兴未艾,在小城文化界权倾九鼎的那帮人瞄准我“出身不好”的“软肋”,几欲“清理阶级队伍”,将我撵出文化馆这个龙凤巢、金银窝,赶回写在另册上的集体所有制小厂。所以,我也乐得让小城里的文化要员见见他俩。好客的山里人最怕招待那种不抽烟不喝酒的客人,二位老师像是约好了的,谁谁都是烟酒不沾。既然达不成烟酒不分家的友谊,又因为只是专程为我而来,在文化要员们的彬彬有礼背后,是某种拒人千里的冷冰冰。心知肚明的我还想瞒着不让客人知道,哪知离开英山,前往黄州赤壁,再与黄冈地区文学界的几位见过面之后,苗振亚老师马上对我说,地区的这几位要比县里的那些人对你要好些。在我还不知如何回答时,苗振亚老师主动说:“同当官的打交道是最吃力的事,还是少见他们,咱们多聊聊吧!”
在漫水河镇的那顿午餐上,纵然是初次相逢,两位老师也绝不肯沾一滴酒。第二天才听到苗振亚老师的实在话:他知道皖西大别山区一带有个恶俗,酒宴上无论是谁,只要一端酒杯不是醉倒的不准退席,他担心鄂东大别山区也如此。这种心理同样反映在他俩来英山的动机上。我在处女作中描写了这么一种焦虑:为什么人们都崇拜张海迪的自我奋斗精神,而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冷落了朱伯儒的炭火效应?因为学张海迪既有付出又有收获,学朱伯儒则完全只有给予。苗振亚老师说,与鄂东毗邻的皖西四县的情况他是了解的,他有点惊奇怎么同一道山脉之下,同一片山丛之中,文学的思维模式会有这么大的差异。所以他想了解其中奥秘所在。
从三月十一日下午至三月十六日上午,第一次与文学前辈接触便独享五天时光,文学真谛获得多少不好说,如何在文学的背景下修炼自身,真的是受益匪浅。在十四日谒拜东坡赤壁、寻访东吴故都的过程中,因来过多次,对此古迹胜境早有漠然的常客的我,有些不把二赋堂、赤鼻矶的古今沧桑收入视野,当苗振亚老师买下三本《东坡赤壁》,并送我一本时,让那个一直将自己当成普通游客,一直将东坡赤壁当成普通家乡的我实在无地自容。私下里,苗振亚老师还谈及,为何将我的处女作放在第二条,而他的本意是要放在头条的,其中缘故与文学无关,却是文学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又不得不妥协的,说是难题也是难题,唯有不将这些一时的位置看得很重,才能突显出文学的真正意义。
有一次,谈起某些作品,苗振亚老师不禁脱口说道,有人写小说一辈子,字里行间一点小说味也没有,还说他喜欢我的小说,是因为很有小说味。至于什么是小说味,他也说不清楚,只是觉得真正的小说一定是小说味十足。这番话在我听来格外贴心,让我很容易就联想到性感、悟性等一类普遍运用,却很难说清楚的感觉。
在谈到我读过、他也读过的一本名叫《众神之车》的书时,苗振亚老师说,世界的确有许多不可思议的神秘之处,这也是生活永远具有魅力的根本所在,爱因斯坦说神秘最美,所以他说他是倾向文学作品可以有点朦胧感、有点说不清楚的神秘感。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特别入心的,生活本来就是解释不清的,能解释清楚的就不是真正的生活;因而文学应该是去表现生活,而不是解释生活。正是这一觉悟,使我找到了自己应该去探索的文学小路:我愿在使自己融合进绝对不应当被称为浪漫的“东方神秘”的过程中深情地表现它,并为重建楚文化的神话体系,而与各洞南蛮一起竭尽绵薄之力。
三月十六日上午九时,红白两色的公共汽车拖着一股尘埃远去了,两位编辑老师的鄂东之行结束了,只需四十分钟,即可进入皖西地界。以后的两年,我们的书信往来甚多。其中也有谈到小说的闲笔问题,苗振亚老师曾经说过,读我的小说觉得闲笔很多,可一旦将这些看上去可有可无的闲笔删了去,整部作品就变得毫无生气了。他说他也不知道这是我的长处,还是我的缺陷。有一次,我读到一篇文章,其中一句话让我很是振奋,就写信与苗振亚老师,告知有这样一种观点,小说的艺术其实就是闲笔的艺术。今年年初的那封来信中,苗振亚老师说自己“老得快,感到心太累”!读毕为之黯然,他可是刚近五十的人,我那尊敬的为人作嫁的编辑老师啊……
这是关于我与文学相遇的第一个故事,说与那些新结识的友人听时,他们总是不相信,笑话我在讲构思中的某篇小说。不过,这段经历中的所有的人仍健在,我衷心祝愿他们幸福长寿,这样在我第一千遍讲述这个故事时,也无须起誓,请苍天作证了。
一九八六年十月于大别山中